在中國文化中，儒家一直扮演著主體的角色，儒家為中國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價值的追求，有很多很正面的影響，但是儒家也存在其局限性。如果你讀過《論語》，你讀過《孟子》，你讀過程朱的著作，你會發現，不管是孔孟也好，程朱也好，歷代的儒家，反過來復過去，講的就是一個主題，也就是“倫理道德”。問題在于，道德原則從來是完美的，應用道德的現實世界卻從來都是不完美的。人生需要理想，但理想主義色彩過濃，變成迂腐的書生，卻無法把事情做成。
對于領導者來說，只靠儒家的價值理念，顯然是遠遠不夠的。所以中國文化中還有法家的理念。
法家與儒家有很大的不同。如果說儒家相信的是人有向善的可能，強調的是人性理想的一面，那么法家相信的是人有求利的本性，它強調的是人性現實的一面。
韓非子曾經說過一段著名的話。做車的工匠做好了車，就希望富貴的人越多越好；做棺材的做成了棺材，就希望人死得越早越好。并不是做車的道德多么高尚，做棺材的道德多么敗壞，而是利益決定了他們的不同行為。在法家看來，這個社會，從本質上來說是圍繞著利益而展開的。離開了對人的求利的本性的把握，你根本就無法對人進行基本的激勵。
除了利益之外，法家所信奉的還有實力。儒家對道德的力量充滿了自信，所謂“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”，風往哪邊去，草就會往哪邊倒。用今天的話說，儒家相信的是道德的影響力、感召力，相信的是德化的力量，強調以德服人。法家從來不相信這些，法家相信的是強制性的權勢的力量，所謂的“力生強，強生威，威生德”，相信以力服人。法家認為權勢才真正具有讓人屈服和順從的力量，人的行為也只有通過強制的力量才能改變，所謂的“力多則人朝，力寡則朝于人”，在法家眼中，離開了權勢、權力，毫無疑問就無法影響別人的行為。
儒家講的是道義，法家講的是利益；儒家講的是道德，法家講的是實力；與儒家相比，法家的特點是非常冷酷，但非常現實。法家讓你看到人性和社會的另一個層面。如果是儒家提供的人生的理想，那么法家所提供的就是一種現實的取向。人有向善的可能，也有逐利的本性。真實世界的領導力，當然需要使命與愿景這樣超越的一面，但也不可能無視權力與利益這樣現實的一面。
中國文化是霸王道雜之。對于領導者來說，光有做事的激情是不行的，還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；光有對價值的執著是不行的，還要有與現實妥協的智慧。一個偉大的領導者，既需要有對理想的堅守，又需要清醒的現實取向。要在理想中關注現實，也要在現實中追求理想。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這種平衡，才是真實世界的領導力。所以在中國歷史上，書生是成不了事的。土匪也是成不了事的，成事的一定是接地氣的書生。